“你没看错股票配资社区，一个特务，居然也能洗白！”
这话要是发到今天的社交平台，底下肯定吵翻天，肯定有人骂他汉奸走狗，也会有人赞他迷途知返。1964年，当程一鸣拎着两只磨得发白的旧皮箱，一步步踏过拱北口岸的石板路时，没人知道，这个被台北钉在“叛徒”耻辱柱上的男人，正用一沓泛黄的纸，悄悄撬动了整个华南地下世界的根基。
你或许会皱眉：他是特务？他们不就是搞暗杀、设圈套、出卖同胞的那类人吗？这种人，还配被原谅？真的会改变吗？
程一鸣这一生，三次被人指着鼻子骂“叛徒”，第一次是共产党说他脱党，第二次是国民党说他通共，第三次，是他自己背叛了那个被时代扭曲的“身份”。
故事得从1931年说起，那时他还叫“程家骍”，二十出头，在上海杨树浦租界跑电车。白天穿着制服扶老携幼，夜里却揣着密信在弄堂里穿行，不错当时的他是中共地下交通员，介绍人后来成了新四军的政治大员。可命运偏偏爱开玩笑，一次护送文件去苏区，半道被土匪劫了，文件没了，命差点交代在山沟里。等他狼狈逃回上海，组织早已转移，联络人杳无音信，他成了“黑户”，连党员身份都无从证明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咬牙投了戴笠办的特务训练班。面试那天，戴笠翻着他薄薄的档案，眯起眼：“你以前干过CP（共产党）？”
他心跳如鼓，硬着头皮答：“干过，但他们嫌我胆小，把我踢了。”
没想到戴笠竟哈哈大笑：“胆小好！胆小的人比较谨慎，干情报才不容易翻车。”
就这样，一个前共产党人，被当成“反面教材”重点栽培，成了军统里少有的“红转黑”狠角色。
在接下来十几年，他确实“干得漂亮”：在蚌埠车站带队击毙中共皖北特委干部，在西安把被俘红军编成“别动队”，让他们互相指认“共党余孽”。在军统内部对他的评价是：“对党国绝对忠诚，对敌人却是绝对冷酷。”
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每次枪声响起后，他都会悄悄塞几块银元给死者家属，说是“政府抚恤”，其实是自己省下的津贴。更绝的是，他总在关键时刻“病倒”，1948年重庆大搜捕，徐远举急着抓人，找他批条子，他直接躺进医院，捂着肚子喊“胃出血”，硬是拖了三天。当特务踹开房门，屋里只剩一盏冷茶，人早跑没影了。
戴笠后来怀疑他“通共”，把他关进息烽集中营三个月。可查来查去，除了些捕风捉影的传言，愣是没找到实证，最后只能放人。这段经历，台北档案轻描淡写记作“曾因违纪停职”，却成了多年后给他定性“早有异志”的伏笔。
1949年广州解放前夜，他带着妻儿仓皇逃往澳门。表面开贸易公司，做“爱国侨商”，暗地里重建情报站。台湾每月拨五千港币经费，他却悄悄存下一半，账本里夹着一张小纸条，字迹潦草：“若有一天用不上，就留给孩子读书。”
你看，一个手上沾过血的特务，心里惦记的，不是“反攻大陆”的宏图，而是孩子的书本和未来，这画面，是不是有点扎心？
1962年，他在香港玛丽医院住院，隔壁床的老头刚做完阑尾手术，半夜忽然轻声问：“程先生，你梦里喊‘CP’，是共产党，还是程家？”
他浑身一震，愣在原地，一时之间，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。
老头笑了笑：“我叫连贯，以前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，听到这话，程一鸣心里才踏实了很多。”
那一夜，两人聊到护士第三次进来催熄灯。临出院，连贯送他一本《论持久战》，扉页上写着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
后来，程一鸣把书锁进保险柜，却再没敢打开，他怕一翻开，就再也回不了头。
直到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腾空而起，此时的程一鸣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。BBC的广播声传到澳门寓所时，他正坐在阳台上发呆。妻子望着他沉默的背影，轻声说：“国民党……回不去了吧？”
他没回答，但第二天就开始整理材料。十年间经手的特务名单、电台呼号、藏枪地点、经费流向，全被他一笔一划写进三本笔记，再用油纸裹紧，存入银行保险柜。
12月12日晚，他把全家叫到客厅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“明天买菜”：“明天，我们回广州。”
妻子瞬间泪崩：“台北那边怎么办？他们会杀了我们的！”
他苦笑：“他们先把我当狗使，后来当我狼防，不如……做回一个人。”
次日清晨，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口岸外，自己拎着皮箱走向关卡，像十年前逃难，只是方向相反。哨兵打开箱子，最上面是一封亲笔信：“本人程一鸣，国民党澳门站站长，自愿向人民政府投诚。”
消息传到北京，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连夜飞抵广州；周恩来亲批：“此人材料价值极高，务必保护、重用。”广东警方据此三天内端掉197名潜伏特务，缴获27部电台、300多支枪，堪称建国后华南最大反特战果。
而在台湾那边，也炸了锅。蒋经国在日记里痛骂“程贼一鸣，说他背信弃义，罪大恶极”，搞得情报局长叶翔之被迫辞职。更尴尬的是，程一鸣交出的津贴签收单里，连一位被追封为“烈士”的“反共义士”都赫然在列，人家家属还在领抚恤金呢！舆论瞬间反转，民众怒吼：我们祭拜的“英雄”，原来是个拿钱演戏的演员？
从此之后，在台湾档案里，“程一鸣”三字被红笔狠狠划掉，盖上“叛徒”印章，编号“永字零零壹号”，就这样程一鸣成为叛徒。后来编《情报战史》之时，在澳门站那一章干脆留白，只写一句：“1964年后，本站遭敌渗透，损失殆尽，这事情说来也非常搞笑，直接把程一鸣这个人就否定了。
回到大陆后，他当上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，月薪280块，不到澳门时的一半。可他说，这辈子头一回睡得踏实。晚年他写下回忆录，详细记录军统的训练内幕、经费黑账、派系倾轧，成了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最珍贵的一手史料。
1986年，他在广州病逝。追悼会上，省委统战部、省政协、省安全厅三家联合为他覆盖党旗。骨灰安葬在银河革命公墓，墓碑正面刻着“中共党员程一鸣”——是的，他最终重新入党；背面是他亲笔：“我曾走错了路，好在最后走对了方向。”
而在台湾，那份“永字零零壹号”档案至今锁在旧库房里。“叛徒”二字早已褪色，却无人敢涂改。偶尔有年轻军官好奇调阅，老档案员总会压低声音提醒：“别看太久，那人……当年让局长摔过电话，最好别再提了。”
说实话，程一鸣这一生，根本没法用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来框定。他背叛过信仰，也辜负过组织，但最终，他选择背叛的是那个被时代异化的“壳”。他不是圣人，手上沾过血，可他在命运最关键的岔路口，没选利益，没选恐惧，而是选了良知，这比盲目的忠诚更难，也更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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